2011年11月26日
來源:文匯報 選稿:袁松祿
社會轉型期的責任焦慮
何雪松(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責任👂🏿，是上海正在積極倡導的體現城市靈魂的四個價值取向之一。在我們看來，責任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基於道德🤹🏽♂️、法律或精神的要求而必須承擔的行為；二是如果沒有達到前述要求而必須承擔的代價或必須接受的懲罰👩🎨。為什麽責任要成為我們積極倡導的一個價值取向？因為當今社會很多的困擾和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都與責任相關。一方面，我們看到很多人棄守責任👈、怕負責任或不知道應該負什麽責任而擔憂和不安🐍💆🏻♀️，這可稱之為認知的焦慮；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有人不負責任卻沒有承擔任何代價☣️，而有些人卻因負責而遭遇意想不到的後果，我們感到無所適從迫切需要明確的指引，這可稱為實踐的焦慮🧘🏽。如此“懸而未決”的議題無疑需要反思和對話👩❤️💋👩，以尋求合理的解釋和答案。
但要深入仔細考察這樣的焦慮或困境，就必須將其置於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上來認識🙆🏼🛌🏼。從1978年至今🏤，中國正在經歷“千年難遇之變局”，“變”可以從流動化🧑🏻💻、市場化、個體化三個層面來理解🍓，而責任的焦慮是與這樣的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流動化社會裏，人🕘、財、物👌🏻、知識和信息以超越時空的態勢轉移，人們因流動而獲得自由，但流動性也可能讓原本固定的人與人之間的責任變成浮萍。市場化的深入使所有人都卷入了貨幣經濟從而依賴市場生存⛹🏽，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市場或貨幣而接近🏄👩🏽🎨，但心理的距離卻疏遠了，那種溫情脈脈、守望相助的共同體感覺漸漸化為“鄉愁”。在流動化和市場化的雙重背景下，人成為追逐獨立個人利益的自由個體，然而逐漸擺脫束縛的個體似乎並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與獨立🔘，相反個人可能會表現出極端功利化的心態，在求利而不得的時候常常有無助🙋♂️、無奈和茫然的感覺。因此流動化▫️、市場化和個體化進程的展開是一個矛盾的過程❤️🧑🏻🦽➡️，一方面，自由、自主和權利是可期的，另一方面，支持👨🏼🔧👐🏽、互助和責任也成為期待🌄。
社會轉型就是這樣“愛恨交織”的過程🐻❄️，古典社會學家都洞見到這樣的困境:在塗爾幹的筆下，表述為“社會失範”🧑🏿🍼；韋伯認為是“理性的牢籠”；齊美爾說🪲，這體現為主觀文化和客觀文化的背離🌅。今天我們面臨的困境與塗爾幹、韋伯和齊美爾的時代頗為相似。舊的規範已難以完全適應這個變動的社會🛻🧜🏻，而新的規範正在形成之中𓀁，由此我們會一再拷問自己:跌倒的老人，我們可以視而不見嗎？車輪下小孩的呻吟，我們可以充耳不聞嗎？社會的沉屙，我們可以鄉願不語嗎？
今天，我們在這裏所表達的不僅僅是道德上的宣稱，而是希望從不同的學科來反思我們這個時代的責任困境，從而開啟多視野的對話。有請我的5位同事👸。
用機製設計培養責任意識
胡曉鵬(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經濟學的責任內涵就是為他人利益考慮並付諸行動
從經濟學角度看，何為責任？經濟學研究市場，關註資源如何配置，而市場是經濟主體實現利益的一種手段。所以，利益是市場經濟的一個關健詞🦘。在經濟學看來，責任的內涵就是為他人利益考慮並付諸行動🤾🏼。
經濟學上的責任有四個特點🎮。第一，在完善的市場環境中每個人的利益都天然地與他人利益綁定在一起，即市場經濟是一個互惠共贏的體製。第二🤛🏽，任何違反他人利益的行為，都將遭到市場的懲罰🦹，如違背誠信，所有經濟主體都有動力不再和這個人合作，他也就無法獲得此後的可持續利益。第三，在純理論框架下，責任具有自實現機製🎲。其前提包括經濟人的完全理性和獨立，以及人與人之間結成的平等的經濟關系。所以，一個負責任的社會應該是自由和平等的🙏🏽，而責任則體現為博愛。
但從理論的世界回歸到現實🚴♂️🕟，上述推論很難成立🚥。由此得出第四個特點，在追逐利益的現實世界裏，市場經濟本原意義上的道德契約被法律規定下的權利和義務對等的法製契約所取代𓀝，因此，市場經濟是被法製的。
“守法缺德”的三種表現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責任缺失
依據法律和道德兩個維度🤏🏽，可以將經濟人的行為分為四個類型。其中，守法有德是全社會所倡導的行為規則，而違法缺德和違法有德都涉及了違法問題，這需要以法律製度來監督和約束。因此💁♀️👎，探討責任缺失的重點就是守法缺德🧣🏣，即經濟主體在不完善的市場體製下🫃，合理地不為別人利益著想👲🏻，甚至踐踏他人利益。這有三種表現形式📿。
第一🆚，以不作為方式直接踐踏他人利益。即不采取任何行為🥶，或者該為的不為👳♂️。情形之一是道德風險🍟，比如不打借條時的借錢不還🦈🕙，其實質是權利享受在先，而責任付出在後。情形之二為機會主義🏊🏿♂️，小悅悅事件中包含了路人出手相救可能帶來的某種損失，這種可能性在南京彭宇案或天津許雲鶴案的負面影響下🧑✈️👂🏽，被進一步放大。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做了好事受懲罰，誰還會做好事呢？
第二🫰🏻，以轉嫁方式直接踐踏他人利益。即有實際行為但建立在損害別人利益之上。情形之一是剝削，剝削的存在源於不平等🏇。黑心包工頭之所以可以“黑心”𓀐，源於他與農民工之間不對等的關系，因為資本具有更大的控製能力。情形之二是外部性🤌🏽📕，浙江某能源企業亂排汙就是典型案例。這裏🍿，履行小責任是建立在損害大責任的前提下，其實質是個人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而轉嫁社會成本🍁。
第三，以道德作假方式間接踐踏他人利益👨🏽🏫。最近網絡上爆料👩🏼🎨👩🍳，孕婦摔倒眾人幫扶的案例是炒作🥞，這種事情足以令社會痛心。社會追求真善美，市場經濟追求誠信，這種道德作假帶來的最大危害在於，通過破壞社會誠信機製使人們把遵守道德規範和擔當責任視為負擔🚅，甚至助長冷漠者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理動機。所以，道德作假雖然沒直接損害到任何人的利益，但損害的是每個人的長遠利益。
稅收、補貼、產權改革等機製設計可幫助治理責任缺失
如何治理責任缺失呢👠？經濟學的關鍵詞就是機製設計🥑。機製設計的重心在於改變行為主體的激勵結構——一句話，你不願做的事情🐐，我賦予你一種獎勵讓你做➖🐷；你不該做的事情🎶，我給你一種事前懲罰不讓你做🧑🏻🦯➡️。內容主要包括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約束🧑🏼🔬，即你做這件事要比不做好，以及你按照最優的方式去做得更好。我想這是經濟學作出的睿智的答案👴🏼。如稅收🧑🏼🎓🔈、補貼、產權改革、立法和社會規範。
對應於剛才的三種“守法缺德”形式，可以有這樣的機製設計。
在“作假”問題上💇♀️，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增加作假的短期成本2️⃣，即一旦發現便給予高額懲罰，這多以立法的方式完成；但從長遠看🧑🏼🏭，只要作假的預期收益高於其預期成本時，作假就不可能被杜絕。因此，這需要建立起一種“捧真抑假”的市場風尚🟩，也就是在交易規則上建立起不和作假企業發生交易的懲罰機製，使那些不誠實守信者無法在陽光下生存🙇🏿♂️。
對“轉嫁”問題，我們分兩種情況討論，一是不對等情況的轉嫁，由於不對等的關系成為經濟主體賺取超額利益的手段👩🏻🦯➡️，因此，簡單的物質懲罰很能奏效，最普遍的做法就是立法強製恢復對等地位，如《勞動法》、《反壟斷法》🛃；二是針對無視大責任的轉嫁，這在實踐上多運用兩種方法，一種是對汙染征稅🧎♂️，改變汙染者擴大汙染的動力；二是汙染權買賣🫛，即汙染企業擁有一定額度的汙染權，節約下的指標可通過交易獲得收益，這也會降低汙染者擴大汙染的動力👄。
在“不作為”問題上👳🏽♂️，解決借錢不還最簡潔的方法則是打借條😶🌫️🤾🏻，因為有了借條就能得到侵權法的保護，這將會增加借錢不還者的預期成本；同理，即便是不打借條，如果有抵押物的存在，也可以起到同樣的作用；在“見死不救”案例中🦍，我們可以從幾個層面分析，一是增加見義勇為者的期望收益，即設立見義勇為救助基金；二是通過立法增加見死不救者的成本💭，即將見死不救的行為定為違法行為🙍；應當說，這兩種方法都是通過外在物質刺激方式來改變人的行為模式的，很難說能真正營造起符合社會道德倫理的人性良知。由此，我們試想如果摔倒在路邊的老人是我們自己的父母🤚🏻，那麽，做兒女的看到了會無動於衷嗎？
道德建設是否可以彌補過度功利化的機製設計
由此我想提出兩個思考。機製設計並不是那麽完美，當我們把人的道德追求基於一種完全功利化的機製設計中，究竟是把人的道德引向更高的起點，還是拉下了水呢？在某些小學設置“道德銀行”後🥜，一個孩子拿了10塊錢告訴老師，我今天上午撿了5塊錢🧑🏻🦳，我給你10塊，你找我5塊吧🚶♀️➡️。這個現象值得我們反思，因為我們不希望物質激勵道德增值的努力反而以道德貶值收場🧙🏼♂️。另一反思是，經濟學的機製也談到了立法，當不道德行為沒有給別人帶來利益損失時🤜，甚至沒有給他人帶來威脅時，比如坐公車沒讓座🧚🏻♂️，他可能有很多理由，若以強行立法方式進行約束，是否也存在一種暴力傾向呢？更為重要的是，這裏的“法”是作為手段提出的🚊🪫，一旦經濟主體違法侵權的所得超出了違法成本的時候💆🏼♀️，道德責任缺失的同時便發生了法律責任的缺失🏃🏻♀️➡️，而這恐怕將是責任經濟學的又一個研究重點。顯然，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思考✍️。
最後我想引用一句我很受感動的名言:當遠古時代的神，在喪失其權力的同時又都從墳墓中走了出來，以求支配人類生活，開始永恒的愛。對現代人來說，對現代青年來說🦻🏼，最困難的是安於現狀👭🏼🥀。尋求那種體驗的努力是從這種意義上的渺小做起的，因為渺小是無法辨別的時代的宿命，也是責任擔當的起點。
文化轉型期:重建責任共識的契機
曾軍 (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
文學與文化的力量在於讓我們充分認識到責任問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從而對責任問題的認識更加自覺和更加理性。
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所謂“責任出了問題”是指出現了群體性的責任觀念危機，是文化轉型時期的責任觀念發生了變化🔶👳🏻♀️。“該不該扶老人”的爭論焦點在於“扶了之後會不會給自己帶來麻煩”⤵️，是對承擔這一責任之後所產生的“連帶責任”或者“次生責任”心有余悸𓀉，是人們在實施責任行為時所受的影響因素更復雜🧑🦰，從而幹擾了人們的責任判斷📤。
這種復雜性正體現了文化“轉型形態”的某些特征。根據影響文化發展的各種動因間不同的結構性關系👨🎤，我們可以將文化發展概括為“穩定形態、轉型形態👩🏻🦳、顛覆形態”三種🧂。“轉型形態”是指在文化發展過程中部分動因發生了改變，導致整個文化結構體系出現某種松動跡象，並引發各種動因之間關系的重新調整:或者想恢復到原有的平衡狀態，或者想達到一種新的平衡。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正是處在這種“轉型形態”中，各種文化價值觀念都在發生激烈碰撞，既有時間維度上的傳統與現代的沖突，也有空間維度上民族化、地方性與全球化的碰撞，還有主體維度的自我與他者的認同危機，等等🍦。責任觀念也是一樣，從“該不該扶”、“助人為樂、拾金不昧”到“遵紀守法”🙇🏼♂️📻、“國際慣例🫅🏽、WTO規則”等等，都面臨著重新調整與適應的過程👨🏽⚕️。
但是⛺️，文化發展的規律在於:一種既定恒定關系改變了，一定會有重新調整的過程，而這正是我們在新的文化環境中進行責任觀念重建的契機。
借責任觀念重建的契機，我們把討論聚焦在網絡文化對責任擔當的影響這一話題上。我認為，深刻影響當代文化變遷的因素就是網絡👳🏻♂️。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諾將文化工業稱為“大眾欺騙的啟蒙”，當時文化工業形態主要是廣播報紙🙅🏼♂️、電影電視及流行音樂等🥿🦸🏿♀️，其共同特點是——它使所有的參與者都變成了聽眾，使所有聽眾都被迫去收聽幾乎完全雷同的節目🧎♀️➡️。但是網絡的出現改變了這一點🦕。無論是早期的互聯網👨🏻🔧👩🏫，還是現在的移動網絡、網絡文化所帶來的變化在於——全民性2️⃣🆗、日常性、公共性👨🏿🎓，任何人都可以借助網絡以匿名方式隨意傳播信息、發表意見，大量未經過濾的信息四處彌漫🕵🏻♂️，形成一種缺乏核心價值、主導意識和支配性力量的公共空間。
正因為如此，網絡媒體對文化價值的統一性帶來了巨大沖擊:一方面，它使普通大眾的聲音很輕易地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它強化了文化價值的差異、責任觀念的沖突💘，從而加速了文化失範、責任缺失現象的形成🎥。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了各種非理性的、不負責任的情緒宣泄👩🏿🏭🔞；看到類似金庸先生多次“被死亡”的虛假信息👁🧑🏽🏭；此外還有諸如侵犯個人隱私的“人肉搜索”、讓人防不勝防的詐騙網站♠️、以及各種製造點擊量的“網絡水軍”……
網絡的這些特點確實帶來了責任擔當的困難，但是我們也不能談網絡而色變，它也有著有利於責任擔當的一面:比如👖，輿論監督，許多惡俗、不雅⇾、醜惡的事件正是因為網絡在第一時間曝光才給人警示、得到處理🐪，因為有了網絡，才會讓更多的人心存顧忌🥛，不敢為所欲為；又如愛心傳遞。正是因為網絡才使得汶川地震的消息在第一時間得到傳播👍，才使得救援、尋親、捐贈等愛心得到全社會的積極響應；還有交往對話:網絡最大的好處就是交流🤹🏽♂️、溝通👨🏭，而這正是我們在傳統性🎄、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相交織的狀態中探討“責任如何擔當”問題的解決之道。
我們無法回到過去，我們也無法照搬西方，我們也不甘心價值虛無👩👧👦、責任缺位。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尊重個體的價值、自由和選擇👩🦰，通過溝通🧔🏼、對話甚至爭辯來形成責任共識。當代文化在各個文化主體的積極參與、交往對話中，通過網民的責任自覺、媒體的自律監督、學者的理性聲音🔄、政府的積極引導，最終形成責任共識。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文化轉型時期實現責任重建。
化責任之知為責任之行與責任之德
顧紅亮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感嘆🤲🏻，“世風日下🌔，我們的責任感哪裏去了🚢？”這個判斷對不對👨🏭？我認為要辯證地看到事物的兩面，我們的確感受到道德責任感有所下降👨🏽🔧🔌，但也不能忽視另一面:我們的崗位責任意識正在增強。
今年7月，文匯報刊登了一則新聞——甬溫線發生“7·23”重大鐵路交通事故，鐵道部黨組決定撤免上海鐵路局局長🫖、黨委書記、分管副局長👰🏼。這則新聞報道了對溫州動車追尾事故的問責處理💡。自2003年以來，一系列重大事故的負責人相繼遭遇問責。例如，2003年非典事件中衛生部部長👫🏻、北京市市長被免職；2008年貴州甕安縣發生6·28事件，縣委書記、縣長被免職📤；同一年中📒，在三鹿奶粉案、臨汾重大潰壩事件中，相關領導都被問責而罷免。這些問責事件追究的是領導幹部的失責情況👈🏻，因為他們沒有承擔起相應的崗位責任🏄。中國約有500萬公務員，4000萬事業幹部，問責製從2003年起就成為行政法規，在2009年被列為黨的紀律條例。問責製的執行和推廣說明崗位責任意識在立法和輿論監督中日益增強，崗位責任意識要求每個人各就其位、各司其職、各盡其能、各得其所。
今天我們還要討論更重要的責任如何擔當問題。我認為傳統儒家有豐富的思想資源可供借鑒和汲取🦹🏿♀️，其中之一就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要求我們在責任擔當上把對責任的認識和對責任的實踐統一起來🤽🏿♂️，具體包括兩層含義🌲。
第一層，知行合一要求我們化責任之知為責任之行👨🏿✈️。責任之知是指知曉對某事應承擔的責任，同時必須將知曉轉化為負責任的行為，即責任之行⚡️。轉化過程中責任擔當能力是必備的🧏🏼♂️，它包括責任判斷能力和踐行能力等。責任判斷能力表現為對責任擔當的分析👨🏻🦯、推論、預測👱🏼♀️、決斷等活動的統一，責任踐行能力體現為在不同的環境中能否有效實施責任和被課以相應責任的能力，這兩種能力都體現了責任主體的綜合素質🐌，常常以專業技能🏊🏻♂️、職業素質和生活經驗為前提🧚🏼，而且相輔相成。比如🫸🏻，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位因心臟病驟發而倒地的病人🤾♀️，如果此時我有合理的責任判斷能力和基本的醫學常識，那麽我就能快速作出救人的判斷，並付諸實施👳🏻♂️，如給病人做人工呼吸，或呼叫120，對挽救病人做出正面影響。再比如，醫生大多有治病救人的良好意願💴，但因為醫術不高明或經驗不豐富，可能作出錯誤的診斷🪴👳🏻♀️，導致病情延誤甚至釀成大禍。當今的信息社會🩺，新知識新技術層出不窮，如若我們在生活和工作中缺乏責任判斷能力⚀，缺乏責任踐行能力，那麽我們就無法擔當起相應的道德責任和崗位責任🥖，將造成事與願違的後果。
第二層🦻🏻，知行合一要求我們化責任之知為責任之德🎟。傳統的儒家試圖通過道德教化，把外在的責任規範內化為責任感和使命感，最終轉化為道德良知📓。在我看來⏱，使命感是更高層次的責任感💮。責任感源自心中的內驅力而盡己之責，使命感則源於人生神聖的理想而畢其生、舍其命地去追求。化責任之知為責任之德的最終目標，是要培養有使命感的責任人格🧑🏽🏫，使每個人成為自覺自願的責任主體，此時責任成為內在的德性。中國歷史上不乏這樣的先賢。範仲淹懷揣神聖的使命寫就並實踐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追求✋👩🏽✈️；孔子歷14年之久周遊列國，在禮崩樂壞中顛沛流離，堅守使命傳播儒家政治思想𓀗。
因此🏊🏽，比道德責任感缺失更可怕的是使命感的缺失。缺乏使命感的支撐🚎，責任人格的培養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轉型期的當代人🧓🏼，尤其需要使命感的滋潤。一位北大碩士生畢業4年，在全國8個省份建了13個鄉村圖書館，他的使命是振興鄉村教育；湖南某小學女教師業余時間上大街撿垃圾🤸🏿♂️，堅持了十多年，她的使命是宣傳環保理念。這些故事平常卻不平凡，因為身後有某種使命感在支撐。
由此得出兩個結論👨🏻💻。第一，理解當代社會的責任現象，要辯證地觀察到道德責任感有所缺失的一面，同時需要肯定崗位責任意識有所增強的另一面。第二，責任如何擔當？我們應該把責任之知、責任之行、責任之德結合起來，在知行合一的過程中提升責任擔當的能力，增強使命感，培養健全的責任人格。
從我做起實現責任自覺
何雪松
這是一個不是結論的結論，更願意視其為開啟對話的起點——我們希望能從責任焦慮走向責任自覺。今天社會所面臨的責任困境是快速轉型整體圖景中的一部分🚣🏿，這表明我們需要重新安頓家園🥪，重新建構人心秩序。借用費孝通文化自覺的概念，我們嘗試用責任自覺的概念來表明我們對這一議題的關懷——由責任焦慮到責任自覺☮️。
何為責任自覺？一方面希望形成這樣的認知結構🤾🏽♀️，我們每個人能將自己的個體生活與社會主體，個人的命運與歷史進程相結合，並將個人的自由和發展融入到民族、國家的興盛之中。這是文化建設中的核心要素🏬，也是我們城市靈魂必不可少的部分。我們不但擁有城市靈魂🚵🏼♂️，還要建設國家心靈🦹🏿♂️𓀈，責任自覺就是國家心靈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責任自覺需要製度建設的保障，要逐步建立責權利統一的機會結構🫅、激勵機製、約束環境和社會氛圍😿，從而形成一個人人負責的能動性社會🧚。
這個社會面臨這麽多的困擾，需要文化建設和製度建設來指引我們，應該做什麽🍗，以何種方式承擔責任，以期待得到相互信任的安全感，相互依存的家園感。
最後我要呼籲🧏🏽，希望大家都能反思自己的價值立場👨🏼⚖️、實現責任自覺🩺。如果我們付諸實踐就一定可以做到，我相信社會學的定律——自我實現的寓言🍕。
文學:通過鍛造靈魂將責任內化為良知
戴從容(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作為一名人文學者，我覺得責任意識不僅需要法律約束來引導，更需要文學藝術的培養和熏陶🦻🏻。文學作為一種寓教於樂的藝術形式，更需要承擔起培育責任的作用。文學不僅僅像莎士比亞說的是生活的鏡子，文學更應像王爾德說的要成為生活的引導者。
現代化和都市化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但也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消費社會帶來的功利主義使得作為良心的責任感有所缺失，面對這樣的現狀👨🏼💻，難道我們只能被動地接受嗎？
愛爾蘭詩人希尼談到詩歌在當代社會的作用時，認為詩歌的影響力不是只由社會決定的👢，詩人應讓詩歌尋找社會，而不是被動地等待社會接受詩歌👏🏿。用希尼的話說💇🏻，每個詩人都必須要提高他的聲音，甚至要把對詩歌的信念提升到堅定無疑，乃至傲慢自負的程度。這就是詩人的社會責任。
詩歌如此，文學和藝術的其他領域亦如此🧕🏿，越是在精神匱乏的時代，我們越要對精神的價值充滿信心💂🏿，人文學者越要把文學藝術的聲音放大。如果我們自己都羞於或者無暇談精神🫧、談責任，如果人文學者都只用統計數據或GDP來談論一切，那麽我們怎能相信有一天精神會來主動尋找我們💈，怎能指望社會責任感會主動出現呢？
但需要指出的是，精神的邏輯和科學的邏輯是不一樣的。文學從細微處影響人的靈魂，它通過熏陶人們的精神來鍛造人們的良心🧖🏻。文學和藝術必須承擔起精神建設的責任。但這絕對不是簡單的概念灌輸。文學和藝術必須站在更高的層面⛈，通過豐富和完善人們的認識能力和精神力量🚬，來鍛造人們的靈魂，從而培養自覺而有責任心的公民。用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南非作家庫切的話說🥰，“出色的藝術有著更高的倫理準則”。文學和藝術應該站在常識之上，通過認識人和社會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來消除心靈的汙垢，廓清人們的視野，強健人們的臂膀。一個完善而豐富的人🫸🏼，才會有強大的靈魂🛌🏻，而強大的靈魂是完善的責任心的基礎🗂。
以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為例🫱🏼，他生活的時代經歷了愛爾蘭民族文藝復興、民族獨立，以及愛爾蘭自由邦成立之後的內戰👄。喬伊斯大學畢業不久就離開了祖國👷🏿♀️，直至客死他鄉🥗🙍♂️。但身處異鄉的他從未中斷過對愛爾蘭的思考，他的作品成為愛爾蘭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思想財富。喬伊斯之所以放棄直接的責任🦴，因為他對責任觀有更高的理解💁🏿♀️。用喬伊斯自己的話說，我的藝術應該是鍛造我的民族還沒有鍛造出來的良心。而他知道要鍛造出民族的良心😗，首先必須要讓人們有意誌👨🏿🎨，具備選擇、判斷💁🏼、評判的力量。所以，他的傳世之作《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靈》描繪了豐富的人性和社會，通過藝術獨特的暗示力量，讓人們思考善和惡，讓人們的靈魂在思考中成長。
文學就是這樣，通過鍛造人類靈魂𓀋，鍛造著人類的良知，鍛造著真正的責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