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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二科技摩臣262屆畢業生朱愛康事跡

發布時間:2009-10-12瀏覽次數:811

 

笑看蒼穹鑄豐碑

朱愛康

        在航天人探索宇宙的漫漫長路中,總有這樣一些人:他們為航天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即使離開人世,他們用整個生命為後人鋪就的道路仍然綿延無盡。

        總有這樣一些人,即使離開人世,仍然讓人們在回憶起他時,感到無盡的鼓勵與慰藉。

        總有這樣一些人,其深摯的赤子之情在天地間縈成永不消亡的絕響,不滅的英魂在宇宙中守望航天事業一次次的勝利與超越。

        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原黨委書記、曾任東方紅三號衛星總指揮的朱愛康,正是這樣的一個人。

 

        九天播星任重道遠 勇者無懼沖出重圍  

        1943年9月,朱愛康出生在浙江省鄞縣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誰也沒想到他日後會成長為航天隊伍裏的一名優秀人物,肩負起了兩星一站總指揮的重任。今天新一代的航天人,普遍曾在北航、哈工大這樣的高等院校接受過系統的良好的專業教育,但在那個年代,朱愛康沒有這樣的條件,雖然他從小聰明好學,成績優秀,但為了幫助父親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擔,不得不早早地參加了工作。他之所以能有後來的成就,完全是從基層做起,踏踏實實一步步積累起來的。

        1962年,朱愛康畢業於上海第二科學技術摩臣2計算機專業。懷著年輕人的一腔熱血,他參加了革命工作,並於1971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朱愛康從技術員見習員做起,歷任539廠車間副主任、主任、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廠長、五院副院長、五院黨委書記。

        1983年3月,朱愛康擔任539廠長。1984年,朱愛康進入南京航天管理幹部學院工業管理工程專業學習,兩年後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大專文憑,英語、計算機等四門學科在畢業考試時拿到滿分。在畢業論文評選中,以他為首的六名同誌合作完成的論文《試論航天企業領導班子的最佳組合》從90篇論文中脫穎而出,獲得唯一的一等獎,得到學院領導的高度評價。回廠以後,他運用學到的現代科技管理理論和方法大膽進行實踐,強化質量管理,落實質量責任製,領導全廠職工出色地完成了某返回式衛星、東方紅二號甲和風雲一號衛星等多項任務,並組建了一支具有較高水平的專業配套的技術隊伍,全廠的經濟效益和管理水平得到了較大幅度提高。由於朱愛康領導有方,539廠被評為1989年部級有重大貢獻單位,並於1990年晉升為國家二級企業,他本人也先後榮立二次三等功和一次航天部通令嘉獎。

 

        1990年5月朱愛康進中央黨校進修,理論、思想上得到進一步提高。

        1991年3月朱愛康調到北京,任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副院長,主管質量和衛星研製生產。1992年他先後任東方紅三號通信衛星、風雲二號氣象衛星、氣象衛星應用地面站總指揮,並先後負責主管物資部、科技部和院機關黨委工作。他工作兢兢業業、勤勤懇懇,註重把專業技術特長和管理方法結合起來,深得大家的信任和敬重。我國首顆中容量通信衛星――“東方紅三號”的研製始於1986年。由於“東三”技術繼承性較低,研製風險很大,當時曾引發一場討論,有人主張從外國購買,有人主張自行研製。然而,如果放棄自行研製,中國空間技術人員就難有用武之地,國產通信衛星就會被擠出商業市場,空間飛行器製造工業就會萎縮。這是關系國家安全、民族榮辱、中國科技工作者自尊的大事!在中央支持和航天部領導的帶領下,中國航天人沒有退縮,而是選擇了迎難而上。

        1992年,朱愛康受命擔任東方紅三號的總指揮,和全體研製人員一起,開始了這段艱難的奮鬥歷程。朱愛康曾經長年從事多種型號衛星的遙測、遙控系統的總體方案設計、研製和生產,具有系統紮實的理論基礎和專業知識,同時也積累了豐富的技術管理經驗。他深諳“眾人齊心,力可斷金”的道理,尤其是面對“東三”這樣的“硬骨頭”,更需要所有的人齊心協力、各盡其責。為此,朱愛康常常深入基層,認真傾聽一線技術人員的心聲,全面動態地掌握型號進展過程中的主要問題、短線和薄弱環節,現場協調和解決問題。

        在以朱愛康和範本堯為首的“兩總”帶領下,研製人員大膽采用一流技術。高水平的設計無疑是鼓舞人心的,但風險性也隨之相伴而來。僅以延長衛星壽命來說,衛星設計壽命為8年,遠遠超過東方紅二號通信衛星設計壽命的好幾倍。為此,電子器件必須使用8級―9級產品,即1億個元件中只允許有一個失效的,而當時在國內能夠訂購的產品只能達到6級,即失效率比要求的大100倍―1000倍!只能派人到器件廠一個一個地挑選,一個一個地做2000小時的老化試驗,拿回來後自己再做二次篩選。這已遠不是百裏挑一,而是千裏挑一,萬裏挑一!幾年時間過去了,通過組織攻關、國際合作和技術引進,小到器件大到系統方案,一項又一項的新技術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

        然而,於1994年11月30日成功進入預定軌道的“東方紅三號”衛星,卻由於星上姿控推力器泄漏,燃料耗盡,致使衛星無法定點投入使用。耗資數億元的星丟了,大家心裏都很沉重。

        1995年春節,整個北京城沉浸在喜慶祥和的氣氛中,然而一切似乎都和朱愛康無關。他躺在床上直直看著天花板,腦海中劇烈的翻騰讓他難以入眠。作為“東三”總指揮,他背負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開始尋求新的超越之路。

        1995年9月,朱愛康被任命為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黨委書記。作為五院的領軍人物,如何帶領五院人走出低谷,飛越迷霧?他明白,自己肩上的使命更重了。而保證“東三”發射成功,就是實現這一使命的重要環節。在航天總公司的領導下,朱愛康迅速組織成立了“東三”專題調查組,確定了復查重點,對問題進行會診。在他和範本堯總師的領導下,衛星專家和設計師們用了很長時間對故障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和模擬仿真試驗,確定了故障發生的原因和部位,采取了各項措施,進行了徹底的改進,更換了不可靠的部件和器件,進行了全星熱試車考核。為了確保即將發射的第十七顆返回式衛星、東三和風雲二號的發射成功,朱愛康和院長徐福祥還專門寫了一封公開信,號召全體研製人員以自己優良的工作質量確保產品質量,並鄭重承諾:發現問題者,重獎。

        1996年,命運之神仍然考驗著中國航天。2月15日,首枚長征三號乙火箭發射708國際通信衛星時,星箭俱毀;8月18日,長征三號火箭發射中星7號衛星未能入軌。面對重重艱難險阻,朱愛康明白,越是面臨考驗,越要咬著牙頂上去。在他和領導班子其他成員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黨委全方面開展輿論宣傳和政治保障工作,大力提倡航天精神和“兩彈一星”精神,從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保證科研工作的順利進行。另一方面,朱愛康還深入科研生產一線,依靠過硬的技術特長,經常和技術人員討論研製中出現的問題,做好各方面的組織協調工作。此外,他還非常關心科研人員生活方面的實際困難,在政策允許範圍內及時幫他們解決。在朱愛康和其團隊的共同努力下,空間技術研究院逐漸從迷霧中突圍出來。

        1996年10月20日,第十七顆返回式衛星發射成功,11月4日衛星成功回收,衛星上搭載了國旗、香港區旗,在全社會引起巨大反響。

        1997年5月12日“東方紅三號”第二顆星發射升空,5月20日,衛星準確定點,星上儀器工作正常,技術性能良好,話音和電視圖像清晰!

        6月10日,風雲二號衛星發射成功……

        一個個喜訊傳來,朱愛康倍感欣慰,但他並沒有滿足。他明白,未來的路還很長。

        克己奉公大道無私厚德載物仁者愛人

        1997到1998年,剛剛走出低谷的中國航天形勢依然嚴峻,朱愛康和同事們毫不松懈地迎接著一個又一個挑戰。他進一步完善、健全了黨委各項工作、學習製度,組織、參與了院黨委換屆,領導完成了全院領導班子考核與調整,提出了“兩個根本性轉變”戰略重點和基本思路。在朱愛康和院長徐福祥的精心組織下,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的幹部職工在歷時兩個月的“兩個根本性轉變”學習研討後,建立了適應航天發展形勢的新型管理機製,構建了CAST產業集團;優化了型號研製、管理模式,促進了航天器科研生產增長方式的轉變;實施了規模化、集團化發展戰略,促進了研究院民品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效益得到了很大提高。

        在他的帶領下,研究院黨委十分重視對形勢任務的宣傳教育,反復深入地進行動員,統一思想、提高認識。自始至終把“質量第一”作為思想教育重點,典型引路,抓科研生產、發射試驗中的重要環節,強調高標準,從難從嚴要求。

        優秀的思想政治傳統歷來是中國航天人的傳家寶。為了讓這個“傳家寶”發揮更大的作用,朱愛康可謂用心良苦。他註重深入一線,掌握第一手材料,找到適合科研、生產、大型實驗和科技人員特點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具體途徑。每年春節,他都會和院長及其他相關領導一起來到科研一線,給那些堅持奮鬥在工作崗位上的工作人員拜年、送上鼓勵與期望。除夕之夜,他總是不忘到集體宿舍去看望“單身漢”們,和他們親切交談一起吃頓快樂的年夜飯。

        作為領導者,朱愛康非常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他十分敬重院裏的老專家,常向夫人感嘆“每次和老專家們一起開會都能學到不少東西”。在工作中,他註意聽取老專家們的意見和心聲,在生活上更是給予他們特別的關心與照顧。同時,朱愛康也很註意培養新人。在年輕人眼裏,朱愛康猶如嚴厲而慈愛的父親,工作中對他們悉心指導、嚴格要求;生活上對他們關心愛護、噓寒問暖。當年在朱愛康手下工作的年輕人,如今有很多已經成長為航天系統的幹將,他們都說,朱書記是對自己人生旅途影響最深遠的人之一。他對年輕幹部的積極培養和大膽提拔使用,從五院年輕化的階梯型領導班子的結構就充分體現出來。

        擔任黨委書記以後,朱愛康肩上又加了一副重擔,他常常通宵達旦,加班加點地工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沒有一天不在工作。盡管如此繁忙,朱愛康卻從來不忘給自己“充電”。他總說自己“非科班出身,在空間技術方面還得多補課”。在擔任“東方紅三號”總指揮期間,他虛心向總師和各分系統科研人員學習,不斷提高業務水平。同時,他還發憤自學專業課程,閱讀國外期刊、資料,隨時關註技術發展最新形勢。

        在朱愛康身上,有著共產黨人永不過時的一種精神,那就是只講奉獻,不求索取,把個人有限的生命完全融入到為人民服務中去。

        在上海科學儀器廠工作時,朱愛康一家3人住9平方米的房子,陰暗潮濕、沒有衛生間,兒子11歲了還和父母擠在一張床上,夏天不通氣的小房間又悶又熱,只能到馬路邊乘涼到深夜才回屋。可朱愛康從來沒向公家開過口、訴過苦。有了分房名額,他先考慮老同誌和要結婚的同誌,從不為自己著想。“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是朱愛康一生恪守的原則。幾十年來,他從未利用職權謀取私利。妻子工作調動、兒子上學工作分配,他從不拉關系走後門。親戚朋友求他幫忙給子女安排工作,他從來都婉言相拒。然而一旦群眾有困難,只要不違背原則,他總是鼎力相助。小郭的愛人復員後也分到五院,工作遲遲未落實,家庭生活困難,他知道後立即請有關部門協助,很快解決了問題。八十年代初,上海冰箱供應緊張。表弟妹們結婚,向他要兩張航天牌冰箱票,都始終未能解決。原來他把票給了廠裏兒子要結婚的工人師傅。他說,廠裏有那麽多人需要我關心幫助,怎麽能給自家親戚呢?

        朱愛康是廣大群眾的貼心人,職工有了困難,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朱廠長、朱書記。白天見不到,晚上就找上家門。而他總是熱情接待,耐心聽他們反映情況,在政策許可的範圍內盡力幫助解決。到北京後,上海廠裏的工人老師傅們都很想念他。有一次回廠參加慶典活動,因工作太忙,結束後便返回北京了。第二天,許多退休的工人師傅聞訊趕到廠裏,想和他一起聚聚,卻撲了個空。於是一個個打電話來親切地“責怪”他。早年的基層工作經歷,讓朱愛康養成了平易近人、親切樸實的工作作風。任539廠長時,朱愛康家離廠很遠,廠裏給他配有專車。可他偏偏要每天起早,騎自行車到幾站地外停車點和普通職工一樣趕乘單位的大班車。他說:“在班車上可以和大家一起聊天,能聽到大家最真實的心聲,這個交流機會多難得啊!”

        在研究院工作時,單位也給他配了專車,可他老覺得不自在,倒是對自己的老式自行車“情有獨鐘”。難得雙休日休息,他總是樂呵呵騎上自行車,跑到工廠“微服私訪”。這樣深入基層和工人們貼心地交談,讓他收獲頗豐,同時也發現了很多問題,事後有針對性地一一解決。如果要用一個詞形容朱愛康,唯“厚德載物”再合適不過。他大公無私的品格、寬厚謙和的胸襟、勤勉好學的態度、知人愛人的精神,感染著他身邊的每一個人,同時也給後世人以無聲的潤澤。

        斯人雖逝情縈天地 浩氣長存魂系衛星

        在航天人的字典裏最常用的是哪個字?有人說是“忙”,有人說是“勤”,有人說是“攻”,有人說是“鉆”……但對朱愛康來說,應該是個“情”字。是對航天事業傾註一生的熱情,是時刻心系群眾疾苦的深情,還有對家庭、對愛人那一份不能言說卻溶入血脈的至情。朱愛康和夫人結婚20多年來相敬如賓。朱夫人明白丈夫的責任重大、工作艱辛,於是主動承擔起操持家中事務、照顧兒子學業的責任,為朱愛康省了不少心。在生活上,兩人相濡以沫、互相體貼;在事業上,兩人互相支持、互相理解,在忙碌中,自有一種從容淡定的幸福。

        在研究院工作期間,朱愛康下班後還經常參加各種會議,而且一開就到晚上8、9點鐘,顧不得吃晚飯。夫人心疼他,便勸他說,你們能不能先吃晚飯再開會?朱愛康回答:有的領導家離單位遠,如果先吃晚飯,回家就太晚了。夫人理解朱愛康的用心良苦,便準備了一些牛奶和餅幹送到他的辦公室,並囑咐他:“以後開會之前,你們大家都吃點餅幹和牛奶墊墊肚子,要不身體會受不了的。”在單位,朱愛康是出了名的“模範丈夫”,不管工作多忙多累,他總是一回家就幫助妻子做家務,炒菜、洗衣樣樣都幹。妻子出國訪問前,他連夜幫助整理衣箱,清點外匯。有一次回國時正值北京突然降溫,他特地拿了大衣去接機,怕她著涼生病。

        夫妻倆有個約定,出國期間不通電話,但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東三”發射那天,妻子正在法國訪問,她早早地買好電話卡,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當成功的喜訊從國內傳來時,她竟不住熱淚盈眶,百感交集。

        1996年,朱夫人因為膽結石開刀住院。朱愛康白天工作晚上陪夜,還親自給夫人燉了水蛋送過來,晚上只要夫人稍有動靜,朱愛康就會驚醒,生怕夫人傷口疼痛,或者病情有變。多年來,朱愛康最大的遺憾莫過於沒有時間好好陪夫人。研究院離北京有名的紫竹園公園僅僅隔鄰之遙,朱夫人一直希望丈夫能陪自己去園裏散散步、看看風景,而這樣微薄的願望也遲遲難以實現。在北京十年,朱愛康只陪夫人去了一次,待了不到一個小時就被電話匆匆叫走了。結婚二十多年,兩人從沒有一起出去旅遊過。“東三”發射成功後,研究院組織主要領導和“兩總”及家屬去南戴河休養,身為黨委書記的朱愛康卻主動留下來料理工作,於是唯一一次夫妻兩人共同出遊的機會也錯過了。盡管夫人沒有什麽怨言,朱愛康卻深感歉疚,於是約定:等退休以後好好享受晚年,陪夫人到那些一直想去而沒去過的地方:西安、桂林、雲南……好好逛逛,看看祖國的大好河山。

        然而,好丈夫朱愛康這一次卻永遠失約了。由於多年奔波操勞、超負荷地工作,朱愛康的健康每況愈下,人越來越消瘦。夫人和同事勸他去看病,他總說“沒時間”,這樣一拖再拖,病情逐漸加重。病魔終於伸出了無情的黑手。1998年夏天的一份病情報告讓所有敬他愛他的人都震驚了:朱愛康的胃部、肝區和胰腺均有癌細胞擴散,而且已是晚期。

        上級領導當即安排朱愛康住院,並指示要不惜一切代價搶救他的生命。病房裏擺滿了花籃,上級領導都親自來看望他,為他推薦好藥,請來名醫,傳授抗病經驗。他高興地和領導交談著,嚴然不知自己病情嚴重。原來,大家都向他隱瞞了病情。後來,為了讓他練習氣功,緩解病情,夫人經過痛苦的思想煎熬,終於下決心把實情告訴了朱愛康。那天,朱愛康翻來覆去,一夜沒有睡著。然而第二天早晨,他用最燦爛的笑容迎接了夫人。他坦然接受了病情的事實,以飽滿的熱情和堅強的意誌,全力配合醫生進行治療,並以頑強的毅力練功強身,他要延續自己的生命,為祖國的航天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航天總公司的領導專門下令,不讓任何人因為工作原因打擾朱愛康,讓他安心休養。然而病中的朱愛康仍然心系祖國航天事業,依然每天與五院領導班子成員們談論安排工作。。在生命的最後階段,身體已經消瘦到極點的他,卻還強支病體,到負責衛星研製的主要工廠和研究所一一走訪,詢問型號研製的進程和主要問題。朱愛康對航天事業的一腔赤誠與深情,讓所有人都為之潸然淚下。

        1998年9月,手術後不久的朱愛康迎來了他55歲的生日。這一天,研究院秘書處的全體同誌精心策劃要給朱書記一個驚喜。他們一起唱著生日歌,捧著鮮花,用小車推著雙層的大蛋糕來到病房,和朱愛康一起吹蠟燭、慶生日。那天,朱愛康的精神格外好,手術後只能進流食的他,竟然吃下了一小塊奶油蛋糕,還和年輕人談了很多期望和建議。年輕人和朱愛康約定,明年此時,再為他慶祝生日。然而,朱愛康沒能等到這一天。1999年8月19日,朱愛康病情惡化,因搶救無效,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當時,離他56歲生日只有一個月。

        以王禮恒部長為主任的治喪委員會沉痛地發出訃告。人們震驚了,奔走相告。電話、信件象雪片似地從京內外飛向朱愛康家裏。大家無法相信這一嚴酷的事實。

        8月24日,朱愛康的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別室舉行。白花如雪,挽幛如雲,哀樂低回。朱愛康的遺體被安放在鮮花與翠柏叢中,身上覆蓋著鮮紅的黨旗。他依然帶著那副老式的黑邊眼鏡,安祥地微笑著。一千四百余人和車輛將告別室門口的空地上擠得水泄不通。國防科工委和航天系統的領導、同事們來了,兄弟單位的代表來了,夫人單位的代表來了,兒子摩臣2的代表來了;還有很多來自不同工作崗位的人們……人們都沉浸在巨大的哀痛中,為航天系統失去了一位好黨員、好領導、好專家,為這世上失去了一個好人。

        朱愛康逝世後,朱夫人大病了一場。病愈後,朱夫人用一年的時間寫出了10萬字的回憶錄,其中記錄了朱愛康在世時的點點滴滴。這本回憶錄的最後一章的標題就叫“魂系衛星”。完稿後,朱夫人將文稿在墓前焚燒,寄托了深深的哀思。後來,曾有許多人勸說朱夫人把這本回憶錄公開出版,讓人們更好地了解朱愛康的一生。可朱夫人一一婉拒了。她知道,朱愛康生前為人低調,對自己的業績從不張揚,如今丈夫雖已不在人世,她仍然要尊重他的意願。她寫回憶錄,是為了更好地懷念朱愛康,也讓朱愛康不熄的精神薪火傳承給子孫後代。

        如今,朱愛康已經過世13年。朱夫人退休在家照顧剛滿十八個月的小孫子,日子平靜卻也不失溫馨。她每年都要回上海,去墓園看望朱愛康,卻發現每次都有人趕在她之前掃過墓。到底是誰呢?是上海的老朋友?是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的同事?還是他曾幫助過的群眾?這麽多年來,誰也無從知曉,只有潔白的百合在墓前靜靜綻放,用淡淡的清香對世人訴說著:朱愛康從未離開過,因為他就活在人們的心中。

(原東方紅三號通信衛星總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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